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2015/6/3最新修正的今、明兩年全球經濟預測表示，全球經濟復甦走緩，美國第1季經濟表現意外疲弱，美聫儲延後升息機率大增，美國今年的經濟成長率更從原先預估的3.1%慘遭大砍1.1個百分點至2％，另外不只美國，其他國家如日本、中國、英國、韓國、印度等也都是如此。另外歐洲的失業問題尤其嚴重，部份地區如西班牙等南歐國家的青年失業率甚至超過50%，這表示每兩個青年就有ㄧ個人是失業的。這樣的情形的確令許多的經濟學家深感疑惑，為什麼經濟學教科書的貨幣政策理論竟然都不再管用，而在費心的端出所有的量化寬鬆及相關刺激的措施後，經濟表現不但仍無起色，卻還得隨時擔心過度寬鬆刺激引發的後遺症。

新平庸主義(New Medicore)正好提供一個方向來詮釋全世界將面對的未來經濟趨勢，「新平庸」，可算是目前對各經濟體的經濟情勢頗中肯的描述，因為這所謂三低二高現象肯定不同以往，所以稱為「新」；同時它看來仍將持續的低迷，所以稱「平庸」。然而僅就「新平庸」一詞帶過，還是沒能說明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它的成因當然並非如此單純，若我們能更進一步找出導致新平庸的原因，確實更能幫我們釐清困境進而尋求結構性的解決之道。

在傳統認知上，任何經濟型態都有一定的週期循環，有的長有的短，但是「新平庸」卻可能是如同曾擔任過美國財政部長及哈佛大學校長的桑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說的「長期持續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它完全不同於一般常見的周期性衰退，反而具有持續性跟結構性的特質，以至於傳統的刺激政策起不了作用。追根究柢地說，歸納「長期持續停滯」的主因有三，而這也普遍適用於全世界包括已開發國家或新興的經濟體：1、人口高齡化；2、貧富差距惡化；3、生產科技化。這三個原因，都凸顯長期的結構性問題，也導致嚴重弱化整體的需求水準，人口老化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需求減少，再來就是勞動力不足。依據哈立鄧特二世( Harry S. Dent, Jr.)在經濟大懸崖(The Demographic Cliff)一書對消費模式的研究就指出，每個國家地區的世代消費潮高峰在歐美平均大約是46歲，在亞洲國家則是47歲，一但過此高峰消費需求就大幅減少，若該經濟體沒有持續良性的人口紅利支撐，需求減少就會開始導致一連串的消費及投資不振，接下來就是引起失業效應及導致最終的經濟低成長現象，只要沒有進一步改善人口結構性的問題，整體經濟就會落入長期持續停滯的週期漩渦中。這也就說明了為何各國一再的放水印鈔藉以釋出大量流動性，但仍始終無法真正改善實體經濟，而這些流動性卻只能一再地在龐大的資產市場中繼續創造巨大的泡沫。

基於以上觀察，我們顯然正在經歷全球經濟本質的轉變，而不只是短期的景氣循環而已，2008年的金融風暴只是長期以來上述三個原因總結而體現出的第一波經濟腫瘤，而目前持續發生的經濟成長低迷、所得分配不均、希臘倒債風暴、嚴重失業問題等也都只是在預告一個新的經濟懸崖起點，如果繼續依賴傳統財政金融手段只能治標，惟有更深化的結構性改革才可能重振全球經濟活力。

那到底該如何做才能結構性的改善並提升經濟動能呢？這個問題對長期持續吸引全世界優秀移民的美國比較不是那麼大的問題，因為來自全球的年輕優秀人才持續流入美國社會正好可以彌補人口紅利的流失，但是日本、歐洲就沒有這樣的優勢，從這一角度來看，似乎反而看到中國的機會，怎麼說呢?

從成長潛力而言，自1979～2014年以來，中國的平均經濟成長率接近10%，主要來自幾個方面的優勢：全球化市場的外需動能、年輕勞動人口優勢、穩健開放的改革優勢，然而面對當前「長期持續停滯」的經濟發展趨勢，外需市場肯定是萎縮的；中國目前也逐漸面臨人口老化以及勞動紅利消失的困境，但是，持續穩健的開放改革卻可能是中國經濟社會最大的成長動能與紅利。

中國未來經濟成長的潛力其實仍然是樂觀面多過負面的。從整體需求面來說，全世界的外需市場雖然持續萎靡，但若能推動更具創意的創新、更優質的技術能力，並下定決心從教育資源的最適分配，以及國企的結構性體制改革做起，中國仍然很有機會在外需市場保有一席重要位置；至於內需面，中國有個10幾億人口不但是全球最大並且仍在發展中的潛力市場。不但如此，在這基礎上，還可再結合大中華區的整體資源優勢並全面發展近來獨特的「一帶一路」戰略商機，筆者相信這不只對中國本身，甚至鄰近的亞洲鄰國都能多元性的雨露均霑，這也正是美國從戰略面並不希望看到中國能如此成功且多元的經濟發展面向。

至於供給面，中國有眾多高素質的勞動力，只要穩健、多元、開放的改革能持續，潛在優勢就一定會從良性的競爭中被釋放出來。只是這些改革的方向與做法一定必須是聚焦在所謂長期性、結構性的問題，絕不僅僅是一般短期調控的貨幣及財政政策而已，因為惟有結構性、持續性的改革與處方才可能根除長期以來所累積在經濟與社會的結構性根源問題。至於其它經濟體，包括台灣、香港、日本或歐洲該如何因應呢? 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席勒（Robert J. Shiller）及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麥克‧史賓賽（Michael Spencer）提供的建議是，既然民間投資不足，政府何不妨利用利率在低檔時，以擴大「資產負債表」的方式增加公共建設支出；但這絕不是沒遠見、沒計劃東補西做，而是要有創意地去執行具有革命性、能夠提升長期、永續性成長的計劃。全球經濟結構的重新洗牌，人口老化與貧富不均對經濟造成的壓力，全球同樣正逐步浮現，政府、民眾與企業都應對此種新形勢有所體認因應，才能真正面對這可能顛覆人類生活的經濟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