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美國爆發的世紀金融風暴，揭開了21 世紀貨幣戰爭的序幕。當年為了對抗動盪不安的金融情勢與每況愈下的經濟趨勢，美聯儲幾年下來啟動了不

止一次的量化寬鬆政策，正式引領全球央行邁入全面貨幣戰爭的行列。美國的量化寬鬆雖然讓經濟漸有起色，但卻在2014 年止步，而全球經濟的衰退及不穩定態勢，卻仍在蔓延中。

第一波資金洪流始於6 年前美國與英國共同攜手的量化寬鬆合作，2009 年起，美國連續三輪QE，加上英國的QE 計劃，合計釋出將近4.6 萬億美元。第二波來自日本與歐洲，從2010 年10 月日本央行提升「資產買入計劃」開始，首相安倍晉三更於2014 年底宣布擴大QE 規模至每月80 萬億日圓（約0.65 萬億美元）水準，日本累計釋出相當於1.45 萬億美元的資金。接著歐洲央行自2015 年3 月起正式啟動1.14 萬億歐元、相當於1.3 萬億美元規模的寬鬆計劃，日、歐央行合計釋出的資金直逼3 萬億美元的水準。綜觀四大央行累計推出的寬鬆計劃，釋出超過7 萬億美元的資金巨浪，而這些資金的規模有多大呢?

資金巨浪已被釋放出來最新全球前6 大外匯儲備區域，包括中國、日本、沙特阿拉伯、瑞士、台灣、韓國，合計外匯儲備約7.26 萬億，也還不及這四國央行所撒出的資金。另外來自其它各區域主要經濟體及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等，也都自今年初開始直接或間接宣布並執行寬鬆政策，包括降息、購買債券等。北歐國家央行甚至推出負利率措施，這些不外乎是要刺激景氣、抵抗通縮，甚至防止資產的泡沫化現象，但也正式揭開了世界各國2015 年的全面性貨幣戰爭序幕。

在全球貨幣大戰中，可以分為以美國為首的擁有國際貨幣的發動型國家，包括日本、歐洲等，及發動型以外的其他國家。發動型國家也就是貨幣戰爭的主導者，雖然包括日本及歐洲，但美國才是真正具有發動QE、創造資金流動性能力的印鈔大國。至於其他被動型國家，大多因本身不擁有國際貨幣，也就不具備發動QE 效果的能力，充其量面對發動型國家的資金潮時，只能被動地調降利率、貶值匯率來應對，以防本身出口競爭力流失而拖累經濟增長。

話說回來，為什麼世界各國要接二連三發起貨幣大戰? 更何況發動戰爭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失序，總是希望能達到預期的經濟目標，那是不是達到這個目的，這場貨幣戰就可以結束了呢? 但實際來看，幾年下來不止被動型國家至今仍在叫苦連天，就連當初發動型的國家，其經濟情況似乎也不如預期。這再次印證了，現今全球經濟問題追根究柢在於整體結構性的需求不足。近來一份美聯儲解密009 年會議紀錄的文件也顯示，聯儲主席柏南克明確指出「真正需要的是全球需求再平衡，以使美國能確保強勁的成長」，這也同樣強調整體結構性需求不足的嚴重性。

我們進一步看，是什麼原因導致整體性需求不足？首先，過去20 至30 年的後工業革命時代，自動化的創新使得生產效率進一步大幅提升，供給遠遠大於需求的龐大產能，過剩現象普遍存在。再來是世界主要經濟體及中國等大國的人口老化，及人口負債持續惡化。最後則是在目前低增長的經濟環境與社會下，貧富不均問題深化，最終給整體需求不足的問題雪上加霜。

從上述三點分析來看，所謂的需求不足，似乎非經濟層面的影響遠比經濟層面來得廣泛深遠，所以若只單從經濟、金融角度去思考，就想力圖克服包括產業結構創新、人口結構調整、貧富不均等宏觀問題的解決之道，那試問，大量印鈔可根本解決以上問題嗎?

若不然，貨幣寬鬆的印鈔行為不就只是緣木求魚般的病急亂投醫而已。貨幣寬鬆無法解決結構性問題在實際經濟體系缺乏有效需求的情形下，各國仍大量印鈔，造成的可能影響有兩點。一是流動性竄流引發金融動盪。既然實體產業需求不振，經濟亦無明顯改善，印鈔所體現的超額資金只能轉往體質相對較佳的經濟體避險，進而產生一波波的金融動盪。二是累積下個泡沫化的能量。若產業發展前景不明，資金的投資也只會流入股市、外匯、債券及房地產等資產市場而非實體產業投資，進而造就資金潮累積下一個泡沫的能量。

若貨幣寬鬆無法根本地解決結構性經濟問題，這個戰爭一旦發動只會引領另一個永無止境的貨幣大戰循環，逼使各個經濟體在無法端出真正解決方案的同時，被迫投入日復一日的貨幣戰爭。這可從目前各國自2009 年以來前仆後繼爭相印鈔看出端倪。

尤其歐洲金融界已全面邁入「負利率」時代，簡單說就是去銀行存款需支付利息給銀行，而當企業跟銀行借款時，銀行卻反過頭來要付利息給企業的倒貼現象。這種種光怪陸離的亂象，導致歐洲金融市場近來被諷為慈善事業。

各國無非寄望透過印鈔來讓自身貨幣貶值，以擴大出口。但仔細想想，地球就這麼一個，除非是開發了新的外星人客戶或商業模式，否則只是在有限的地球資源上搶來搶去而已，整體地球價值創新並不會因此有任何提升!

原則上貨幣寬鬆在金融市場扮演的功能是協助實體經濟，並讓最有效率的企業獲得投資發展機會。但在目前產業無法有效提升創新價值，並在金融自由化過頭的情況下，只會造成實體經濟與金融投資的脫序。鼓勵資金投入高獲利的金融產品遊戲，並造就更大型更複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當然這些高門檻並伴隨超過預期獲利率的金融遊戲，也理所當然不可能讓一般投資人進入，並造就少數人享有暴利，亦使貧富不均更加惡化。誠如湯馬仕‧ 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所提到的：極度貧富不均無助於經濟發展，無法創造更多就業，一旦當貧富差距非常大時，往往會使此種差距長期不變，社會流動性降低，不但不利於經濟發展，更可能威脅到民主制度，使人沒有平等的發言權及政治力量。這看似單純的經濟問題，最終牽連影響的卻是整體社會平等及政治制度的長期穩定性，惟有決策者提升格局層次，才能更宏觀地面對問題的核心本質。

國際貨幣基金(IMF) 主席拉加德(Lagarde) 於去年底提出的新平庸主義(New Medicore) 也強調，未來世界經濟是一個長期低增長的時代( 低通脹、低成長、高失業率、高債務)，既然資本主義的發展來到這個階段，我們何不坦然接受低增長的事實，並認真地去找出結構性的解決之道。否則就像一個傷風感冒的病人，理應需要的是休養生息、調理體質，以早日恢復元氣。而不是反其道提供興奮劑等藥物來短期刺激精神，實際反而更耗損、惡化體質。說穿了，無止境的貨幣寬鬆刺激就像不斷服用興奮劑的病人，也許過程中有短暫曇花一現的回春錯覺，但藥效過後終究還是回復原狀，還打壞了身子骨。這不就是典型的賠了夫人又折兵嗎？

人類的慾望無窮，環境的資源卻有限，人類文明進步且不斷倡導人定勝天的同時，我們更應停下腳步回歸本質省思。不論是愛因斯坦物理學所說的「物質不滅定律」，或是中國儒家《四書》所講的「中庸之道」，都可提供人類歷史演進參考，畢竟大自然總有屬於它的一套平衡與反撲原則。